自汉景帝前元四年太湖设县以降，在太湖的史册上，过往的先贤隐逸，不胜枚举。但有一位不知姓名不入品阶的唐朝县吏，可谓震古烁今。他的廉事，被永远地铭刻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渊薮——《四库全书》。

在《四库全书》里讲述了这位伍伯不附权贵不求厚禄甘于平凡的故事。在传统的道德文化一度滑坡的今天，这样的案例，仍有超越时代的教育意义。为无数执政者所警鉴，为世人所乐道。作为这位唐朝官吏的乡党，早应该挖掘出来，示之于众，弘扬其高风亮节。

早在一千二百余年前，正处于中唐向晚唐过渡的时期，有位寒门出生的士子名曰毕諴，于唐懿宗李漼咸通元年（公元860年）拜为宰相。毕諴家境原本贫寒，他有个舅舅在太湖县任伍伯。伍伯即伍长，西晋崔豹《古今注·舆服》这样解释：“伍伯，一伍之伯。五人曰伍，五长为伯，故称伍伯。”唐朝时，伍伯一般为役卒，多为舆卫前导或执杖行刑。以现在而言，伍伯尚不到县级派出所所长的职位。

有这样的舅舅，作为身在堂庙的朝宰毕諴，深感脸面无光。常常派人婉转地劝他辞去这份低贱的差事，准备为他在京城谋就更高级别的官衔。反复奉劝数四，他的舅舅就是不听从。于是，毕諴特任命候选官员杨载到太湖县担任县令。杨载临行前，毕諴把他邀到相府，嘱咐他到任后，立即以地方长官的名义，解除自己舅舅卑贱的职务，迅速用船送他舅舅入京城。杨载落籍，作宰太湖，将毕諴的意图详细转达给伍伯。谁知这伍伯竟然说道：“即便我官阶不高，身份卑微，怎么会因为自己的外甥当了宰相，而去谋求更高的官职？”杨载一再劝说他在京师做官的种种好处，而伍伯继续反驳道：“我居位太湖县，每年秋夏征租公税，可以享有六十缗事例钱，只要不做错公事，一辈子就很优厚满足了，不明白还要升什么官？”杨载回京城后，将毕諴舅舅的答复全部禀告了毕諴。毕諴顿然醒悟，念及渭阳之情，认为舅舅说得很对，从此再也没有勉强他。

唐朝时期并无银两流通，主要结算是铜钱。十缗钱在唐朝相当于十串铜钱，一般每串一千文，六十缗乃六千文钱而已。唐太宗贞观盛世、开元之治，物质文明极大丰富，斗米五文，通常一千文铜钱（又称一贯），就可以买200斗米。10斗为一石，即是20石，唐代的一石约为59公斤，按现行最低米价3元一斤计算，一贯钱相当于人民币7080元的购买力，六十缗算来不到4万余元。而当时在京城长安，即便最低级别巡查盗贼的游徼狱吏年秩高达百石，这还不包括俸料、职田、跟随仆役等，年收入不下50万。到了晚唐乱世，国力逐渐式微，唐穆宗时期（795—824），民间每斤米价由最初开元时期的二十文上涨到了七千文。而唐懿宗（833—873）和唐穆宗相距不到10年，米价更腾贵。由此可见，京城官员和地方官吏，收入差距之巨大，何异于天壤之别。

太湖伍伯这则故事，在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有详细清晰的记载。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、经学家、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，与黄宗羲、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“三大儒。”该书是一经年累月、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，是顾炎武“稽古有得，随时札记，久而类次成书”的著作。以明道、救世为宗旨，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、政治思想，遍布经世、警世内涵，对后世影响巨大。乾隆主持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任纪晓岚为总纂修官，纪晓岚首当将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列入《四库全书》。顾炎武鉴于此则故事的引申涵义，在后文这样叹道：“夫以伍伯之役而岁六十缗，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。”“不敢枉法，妄系留人，诚清吏之本务。谓贪浇之积习不可反而廉静者，真不知治体之言矣。”

这一政例，对于现代人依然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。曾几何时，跑官要官索官之风盛行其道。更有甚者，攀附亲属居高位之便，熏灼权柄，谋取官位。为世人所不齿。太湖廉吏伍伯，在那个封建时代，仍能做到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可谓人之大夫。作为太湖的后人，我们不能不扪心叹服。

近千年以来，这则故事湮没在浩繁卷帙的古籍之中，不为世人所熟知。以至于民间稗官竟然称这则故事为“野史逸闻”。但据本人考证，这则故事应是千真万确。.

首先得说说毕諴这个人。在新、旧《唐书》里，皆有毕諴个人的列传。“毕諴，字存之，郓州须昌（今山东东平）人。黄门监构从孙。构弟栩，生凌，凌生匀，世失官，为盐估。匀生諴，蚤孤。夜然薪读书，母恤其疲，夺火使寐，不肯息，遂通经史，工辞章。性端悫，不妄与人交。太和六年（832）进士，又以书判拔萃，早年追随陈许节度使杜悰，曾任侍御史、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、节度使等职，咸通元年（860）入相。精于吏术，亦长于文学。在相位，以同官任情不法，固辞而免，君子美之”。

这里说毕諴为山东人，似乎和安隅江南的安徽太湖县相距遥远，两地风马牛不相及。这就很奇怪了。其实古代人称籍贯，一般惯例皆以祖父的籍地为准，也就是说毕諴的祖籍虽然在今天的山东东平，但并不代表东平就是毕諴的出生地。

到了毕諴的父亲毕匀这一代，竟然“失官”，寄宦在远乡僻壤，管理盐务的盈虚和盐价的贵贱，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小盐政官，家道就此中落。晚唐时期，战乱纷争，他的父亲辗转江南，来到舒州隐居，成家立业。舒州即现在的潜山县，在天柱山麓现黄铺镇陈桥村，现存毕諴的宰相府遗址。尚有宰相墓、梅花园、圣旨碑等，千载风雨漫漶，唯剩下残垣断壁等余迹。潜山和太湖为临县，地界接壤，线路较长，相互联姻很是正常，毕諴的父亲毕匀遂做了太湖人的女婿。仅仅从人物的仕途脉络和宅地遗迹上，可以印证这一事实。在《江南通志•杂类志•纪闻二》卷一百九十六和《江南通志•人物志•流寓二》卷一百七十三，对毕諴均有记载，《江南通志》有专门记录安庆府的章节。“毕諴早岁读书舒州主簿山，择地葬亲，掘地得石作《潜山赋》镌于上。” 这就是很好的佐证。这是其一。

其二，在乾隆版《太湖县志》卷之七《秩官志》里，确记载有杨载其人，他曾经做过太湖令。以此推断，这则故事当然毋庸置疑。

其三，这则故事最早录入是在北宋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里。孙光宪，字孟文，生于901年，卒于968年。曾仕南平三世，累官荆南节度副使、朝议郎、检校秘书少监，试御史中丞。作为御史中丞，秩千石，相当于三四品官员，掌管兰台秘书。“掌举百僚，推鞫狱讼”，主要负责监督中央官吏和弹劾百官犯罪，审理刑事案件。孙光宪的《北梦琐言》记载了自唐武宗迄五代十国的史事，包含诸多文人、士大夫言行与政治史实，是研究晚唐五代史极为可贵的史料。孙光宪和毕諴所处的年代相距不到50年，由他记录的历史当然不是什么道听途说，而是真正的信史。他的《北梦琐言》，当仁不让，被纪晓岚列入《四库全书•史部•志存记录》卷四之中。

或还有人再问，这一极为典型的美迹，连太湖县历代的县志皆从未记载，这又是为何？这是因为，历代编纂县志，对于人物志，遵循一个原则，要求志书中的人物，必须说姓道名。而毕諴的舅舅，在史料上只载其伍伯这一职务，找不到其真实姓名。由于历史太久远，前人搜集史料没有现代人查找便捷，无法花费大气力来一一考证。致使太湖历代县志中的人物志，录入的人物绝大部分是以宋元明清的先贤居多，唐之前，则寥若星辰。前人编纂志书，稽核精审，记载翔明，固而此事例未曾录入，是前人编修严密所致。不为不遗憾矣。

更何况在整个《四库全书》的经史子集里，除了《经部》、《集部》，在《史部》和《子部》，这则故事曾多次记载。在《史部•诏令奏议•皇朝经世文统编》卷二十九《内政部三•官制》，《子部•杂论 •唐语林》卷七《补遗》（起武宗至昭宗），《子部•类书•太平广记》卷第四百九十九《杂录七》，包括前文所说的《江南通志》也一并列入《四库全书》，皆有记载。多个层面的详尽记录，可见前人的正史对这一美迹，给予极大地称许和褒扬。

《四库全书》这部巨作的完成，开创了我国历代典籍整理和总结的新纪元，是我国古代学的巅峰之作，系统地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。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，体现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毅力，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

终让今天的我们，在如此规模庞大、煌煌巨制近九亿文字之中，见证了太湖县一段照彻中华史册的一抹光辉。这是太湖廉政的一面历史之鉴，无愧于太湖人的骄傲。（曹杰友）